前几日有幸去亲眼目睹了贝先生的作品，而且是他的封刀之作！

     总体感觉上苏博是目前中国教上档次的建筑作品之一。简单的石材运用，简单的色调搭配都不失大师的风范！尤其是很多细部的构造，节点都堪称经典。一进门大厅的灯饰让我为止一震，还有他对于中国传统园林的理解。通透的空间和水的运用都恰到好处。左侧廊道尽处关于中国山水的隐喻都可以让人去慢慢品位。

      暑期开始的时候对实习充满了无比的幻想，想着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在同济的实习已经过去半个月了，说实话学到了很多学校里学不到的东西，也大概了解了设计院的设计流程等等。

      但是意外又发生了（最近意外的事情还真是多，开始有点认真对待未来的味道了），学校里的老师又接了个新的项目，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钱蛮多的。”对于我来说，钱固然重要，但是在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现在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还是对于各种事物新的尝试，现在这个项目还没有具体实施，听说房子的主人是个香港人。。。可能钱真的不少哦。

      明天要去和负责人碰下面商量具体事宜，感觉和社会越来越接近了。

忆塔川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从安徽回来的第十三天了。一直以来，我总是觉得人总是有一个记忆的总结过程，不一定最快最新的记忆才是最好的记忆。所以我选择在这个时候对我的塔川之行作出一点总结。

塔川是距宏村2公里左右的一个小山村，是一个以秋色闻名的山村。

从宏村临行之初，我就为担任测绘总平面组的组长感到庆幸，因为这样可以包揽整个山村的风景。

        6月27号，塔川之行第一天   天气：暴雨

    经过一天的修整，作为总平面的组长，随着老师一起去塔川踩点，借着这个好时机，我有幸首先目睹了塔川的风景（不过是在雨中的特有风景）。

    经过10来分钟的车行，我们一行6人到了塔川。它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这只不过是很普通的一个随处可见的小山村，没有什么特别。尤其是在雨中观景，甚是模糊。

    首先我们来到了大队长家，他的家可以俯视整个塔川，是村中的据高点，也是村子里对外交流的主要场所，这里有全村唯一的一个商店。在黄老板的介绍下，我们认识了大队长，由他，带着我们去走访要测的人家。冒着大雨，我们迈出了真正走向山村的门槛。沿着崎岖的山路，大队长带着我们一一走访了10户待测人家。老师给我们的任务是摸清塔川的地形和主要道路，但是在兜了一圈之后，我和组员发现我们原来一无所获，因为这里的地势非常复杂，由于是在建在半山腰中，房子没有按统一的朝向排布，加上还有地势的高差，完全摸不着头脑。兜了半天之后，老师把要办的事情都谈妥了，我们只能悻悻而归，希望第二天会有头绪。

        6月28号，塔川之行第二天   天气：暴晒
        跟昨天的情况不一样的是，今天的天气状况对我们来说还是很不好。对于在室内测绘的组来说，除了在测立面的时候要出来外，基本上天气对于他们来说没有太大的影响。而且由于那里的房子墙厚层高很高，房子内部的气温受外面的影响不大，基本上是在一个很舒适的环境下进行的。测总平的就不一样了，整天在外面跑的活，而且测起来完全没有头绪，先测哪里？该怎么测？用什么测？具体方法是什么？一无所知！难道用一把皮尺加上几个完全没有经验的人可以把这个毫无规律的村庄测出个大概吗？我无语了。。。但是现实告诉我，无论怎么样，我们得着手开始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那一天，我们满山地跑，为的是把握住整个村庄的大概轮廓和基本方位，而这一切，都是在烈日下进行的。首先我们跑到了村子的对面小山丘上想看个大概，但是由于周边的地势起伏不大，根本就没有落脚点可以让我们勾勒出大概的样子。在一番徒劳以后，我们决定开始从村口按照老师所说的三角定位测量开始我们的工作。但是问题又出现了，三角测量固然没错，但是用皮尺根本就到不了三角的三个点上，我们定的点点于点之间是高大的树木和草丛，还有地势的高差，皮尺根本就过不去。但是没办法，只能硬来。

第一天真正的测绘，就这样过去了。

        6月29号，塔川之行第三天    天气：同上

    由于昨天的天气过于恶劣，今天我和晓霞去队长家弄了个斗笠带上，以防毒辣的太阳。

    测绘的方法还是没有太大进展，只是效率高了很多，不能测准确的地方目测和步测都用上了，当然是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随着时间的深入，我们对整个村的道路系统有了大概的了解。以水池为出发点，我们开始有点头绪了，但是测绘已经是第二天了，很急，因为总共只有四天的时间。

    回到宏村基地，意外情况发生了，很多同学出现了呕吐、腹泻、低烧，症状大致相似，在报告了老师之后，初步排除了中毒的可能。初步认定是由于水土不服，饮食不好加上住宿条件不好引起的综合反应。但是奇怪的是到最后的测绘结束，测总图的五个人没有一个人生病，庆幸之余，我们认为是由于当地的房子湿气太重所致，因为我们大量的时间是在室外，所以免遭。。。这是后话。

        6月30号，塔川之行第三天    天气：同上

    今天开始，由于生病，很多人选择了呆在宿舍休息恢复体力，但是大部分人还是带病继续上阵，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而且由于饮食的关系，老师取消了中饭在塔川解决的方案，全体同学中午都得回来吃饭。我们还是继续昨天的工作，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对塔川已经比较了解，地形图也趋于完善。而且由于体力透支，所以下午我们选择回宿舍。一来是为了休息，而来是为了总结过去几天的成果。时间固然重要，一定阶段的总结也很重要。

    插曲：在早上回来的时候，当地的小朋友带我们去栽李子，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李子树，印着山后的背影，李子树呈现出别有的美丽。

        7月01号，塔川之行第四天    天气：同上

    塔川之行的最后一天，上午我们定下了目标，我负责系统，其他人负责等高线的绘制。这时候，我以对塔川的地貌了如指掌，手里拿着一支笔，嘴上叼着一支笔穿梭于塔川的各个角落。我们集中精神，一个上午把规定的工作全部搞定。临行前，我们和当地的小朋友一一道别，拍照的拍照，送礼物的送礼物，依依不舍地离去。到此，我们地塔川之行终于宣告结束。

    总结：

    塔川之美在于它秋天的景色，它被誉为中国三大秋色之一。

经过几天的测绘，我认为塔川之所以让人留恋，建筑本身倒是次要。那穿梭于建筑之间的道路和水系统，起伏的地势，优美的风景，才是塔川的迷人所在。

 

                                                   

 

 

是不是有些事情更重要,还是我在找借口

     人总是很奇怪,每每考试的时候总是很希望考试结束,憧憬着考完的惬意时光,但是真正考完了才发现其实不是惬意,说不清楚,有一种失落的感觉,空空的.

   

     总是让自己处于一直忙碌的状态,但是有时候会问自己:到底在忙什么?  其实我也说不清楚,不习惯给自己定特定的短期目标,只是希望经过每天努力一点,希望哪一天一抬头,发现离目标只有咫尺之遥.

    2个月没露过脸了,虽然经常上自己的msn,但是...msn太慢了,所以有时候很懒.

    考试终于考完了....终于发现自己对考已经没什么具体的感觉了.

    下学期很闲,不知代要干些什么...

 

     今天早上去了上海美术馆，看了安藤的建筑展。碰巧，让我逮到杨

澜正在采访安藤，哈哈，幸运的人啊。  让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了

这位建筑大师。

    有时候感觉做人真的很累，但是有时候又乐在其中，真的很奇怪。
    生活中会遇到很多不顺心的事情，人也很容易堕落，保持一颗紧张的心很重要，但是：真的有必要那样吗？？比如设计课吧，老师都是水货形的，很少有很有深度的老师在我面前晃悠过，想找个可以跟他谈的深点老师。。。。。。实在是少之又少。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其实大部分人都是很上进的，中国的教育制度或多或少限制了我们的思维。上次跟一个外校的人说：妈的，我们学校竟然让研究生带我们。他回了一句：不是都是本科生带的吗？   我无语啊。。。不是我们不认真，是没有让我们认真的老师啊，唉。。。现在我的口头禅：只有靠书上的大师了。
    得出一句话：做人，要靠自己。
   

被冠以“扭曲之门”的CCTV总部大楼曾引起国人广泛争议：不仅有人写信给总理反映，互联网上更有20万网民热烈讨论该建筑，对于这个项目的未来也有许多传言，但它还是于去年9月正式破土动工。
昨日，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合伙人、CCTV总部大楼项目总负责人奥雷·舍人（OleScheeren）在上海图书馆作了题为“中国制造”的演讲，多角度对CCTV总部大楼进行分析，以回答公众及专业人士对CCTV总部大楼项目的一些质疑。此次活动由“文筑国际”主办，《东方早报·艺术周刊》协办。

结构具有优良刚性、坚固性和抗扭性
CCTV总部大楼的主要结构形态是一个由交叉三角形网状表面包裹的菱形圆。对于这样一个奇特的外形，国人对其结构是否安全进行了质疑。此次舍人先生就此作出了澄清，他认为这种巨型的筒状结构具有优良的刚性、超静定性、坚固性和抗扭性等特征。建筑的立面、屋顶和底面都被交叉网状结构覆盖以分散荷载。因为建筑的形态复杂，致使其不同区域的受力强度不同——一些区域的受力强度比另一些高。为了使每个网格内的各个构件承载相近的负荷，在受力较大的区域加大网格的密度；相反，在承载富余的地方则删去一些构件。这种不规则的交叉网格反映了从日常的荷载到强地震的不同情况下实际结构受力的分布模式。
2004年1月，13位中国高级工程师组成的专家小组正式批准了大楼的结构设计，他们认为这个工程是安全且可行的，并于去年9月初国务院最终批复后正式破土动工。

外立面采用金属材质带来不同视觉效果
舍人先生幽默地指出北京的天气多雾，这种情况下反而是那些正在建设的工地看起来的视觉效果更好，那些绿色的脚手架看起来非常具有辨别性。他说：“正是这些激发了我们的灵感，我们决定使CCTV总部大楼的外立面采用具有金属质感的材质。”
他认为，由槽钢构成的斜交叉网格打破了单调重复的玻璃墙面结构，使之成为一个看起来独立且浮动的菱形玻璃结构体，为整个建筑的形体增添了一层与众不同的鳞状表面，并在不同的天气下都具有不同的视觉效果。
造价飙升原因是抗地震烈度上升
去年9月，CCTV总部大楼正式破土动工前夕，有报道称，该项目造价已从原来的50亿元上升到100亿元，而造价飙升的主要原因是该建筑从抗地震烈度7度上升到抗地震烈度9度。舍人昨天也就相关造价方面的问题作出一番解释，他就用钢量进行了分析，与CCTV总部大楼旁的一座办公楼进行了对比：该项目的用钢量为每平方米462千克，而CCTV总部大楼的用钢量为每平方米250千克，几乎仅为其“邻居”的1/2。
对于国内诸多由境外事务所中标的项目如CCTV总部大楼、国家大剧院等，国人一直为“谁为建筑买单”争论不休，而CCTV总部大楼的造价问题确实也成为了众矢之的。在此次演讲结束后，主办方向在场的观众提供了两个仅有的机会向舍人先生发问，舍人在回答观众问题时说：“CCTV是一个实力非常强的集团，它一年的广告收益就足以支撑这个项目。”
据悉，主题为《CCTVbyO－MA》的展览也于昨日在位于飞虹路的海上海接待中心开幕，展览展示了一些CCTV总部大楼翔实的资料图片，该展览为期一周，将于本月9日结束。

赋予建筑以生命 早报独家专访奥雷·舍人

乍听到OMA建筑事务所合伙人与CCTV总部大楼项目总负责人这样的头衔，总令人联想起经验丰富、沧桑感十足的老者，然而出现在记者眼前的奥雷·舍人（OleScheeren）却是一名30多岁的年轻建筑师，阳光般灿烂的笑容让人消除了想象中的距离感。早报记者就CCTV总部大楼及中国建筑界发展中的现状等问题对舍人先生进行了独家专访。

创造一个独特的形态
东方早报：近些年来，世界各国都开始了“高楼运动”，摩天大楼的纪录被一再刷新，CCTV总部大楼与其他摩天大楼又有什么区别呢？
奥雷·舍人：摩天大楼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在纽约更是发展到极致，库哈斯称其为一种“高密集结的文化”。目前摩天大楼的发展似乎在进行高度的较量，这使得摩天楼逐渐失去与城市之间的联系，失去了其社会性。高楼拘泥于垂直形态，最多只是在顶部做一些装饰，同时这种高楼的形式决定了其与城市脱离的特点。
我们在设计CCTV总部大楼时决定要重新思考并建立建筑与城市之间的有机关系。首先，我们从空间构成上着手，希望创造一个独特的形态，使观者从不同角度看都能带来不同体验。
在认真研究了项目设计任务书后，我们发现其目标应该是将电视制作的所有功能集结在一个连续统一的建筑体量里，所以目前CCTV总部大楼建筑内部空间的布局是连续与循环的，各个部门都能密切联系，其功能布局包括办公管理、新闻制播、节目制作等，电视媒体的一整套功能将这个建筑赋予了生命，电视台内部就变得非常互动，我们认为这是强调协作及具有社区感的建筑类型——而该建筑中将会有一万人来此工作，它象是一个小型城市。

从现实与设计中寻找平衡点
东方早报：事务所有没有遭遇完工后的建筑与原来的设计出入很大的方案呢？
奥雷·舍人：尽管我们事务所做过许多超常规的项目，一些建筑形态也比较特殊，结构也较复杂，但建筑落成后却得到许多奖章，我们坚信施工与设计不符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我们一直会很认真地去做准备工作，去关注工程的进展。
东方早报：那这次CCTV总部大楼呢？对中国的施工技术有信心吗？
奥雷·舍人：我们对这个项目非常有信心，也非常重视，所以我们准备年底前在北京设立分公司。而在具体施工中，我们也会试图从现实与设计中去寻找一个平衡点，当遇到技术上的困难时，我们会尽力去解决。我们与许多各国经验丰富的工程师进行过施工图阶段的讨论，其中也包括来自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工程师。

参与中国现代化进程
东方早报：目前，中国许多标志建筑物都由境外事务所中标，对于越来越多的境外事务所入驻中国的现象，您怎么看？
奥雷·舍人：中国是一个发展非常迅速的国家，而在这个大环境下会赋予很多机会，且非常具有挑战意义。建筑师的责任感就是当一个区域有大规模现代化进程时，就希望去积极参与，境外建筑师参与中国的城市建设也可以理解为是对中国加速现代化的进程的支持。
该现象也是全球化进程必然产生的结果，目前全世界各地的城市建设都会面临同样境遇：许多城市的重要建筑都不一定是本地建筑师设计的，西方主要城市的建筑也可能会由中国建筑师来设计。
东方早报：在设计过程中，建筑师不可避免地会碰到与业主意见分歧的情况，作为一名建筑师，您如何保持建筑师的独立性？
奥雷·舍人：我们会去听业主的意见，如果没有使用者那建筑就没有了生命力，业主也是建筑创造过程的参与者，他们会提出从自己角度去考虑，提出功能及形式的需求。建筑设计实际上也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双方会在一个和谐的氛围中，去探讨如何将建筑设计得更为合理，并在理想与现实中寻找一个平衡点。

过度规划并非好现象
东方早报：对于目前中国城市的发展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城市发展跳过了普通意义上的“现代化”进程，所以导致缺乏规划理念，造成目前单体建筑争奇斗艳的现象，另一种观点认为目前正是因为中国跳过建筑现代化的阶段，所以这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中国可以发展成为一种新类型的城市，您对此怎么看？
奥雷·舍人：我认为两方面的观点都非常有道理，但最终占主导地位的还是城市本身，单体建筑仍然受控于整个城市，城市还包括其他许多构成要素，包括绿化、人群等。
东方早报：那是否代表您更认同前种观点？
奥雷·舍人：城市如果缺乏规划就会显得非常乱，但过度规划城市也不是个好现象。欧洲就有许多城市过度规划的例子，这样的过度规划只会造成城市的僵化。相反，目前在亚洲和中国出现许多新的类型城市，这种类型既不同于欧洲的城市规划，也与亚洲的传统城市规划不同，虽然不一定称之为“理想类型”，但这种新类型的出现却带来了新的潜力、新的可能性，令人非常激动。
许多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是不可行的，但在建筑设计中如何平衡设计与城市规划之间的关系仍然非常重要，规划控制到一个什么尺度也应拿捏得准确，并形成在单体建筑设计与城市规划中的平衡。

奥雷·舍人
1971年生于德国，毕业于瑞士洛桑大学和德国卡尔斯鲁厄大学，曾在伦敦建筑学会深造，获得（英国）皇家建筑学会银质奖。1995年加入瑞姆·库哈斯创办的荷兰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2002年成为合伙人。作为OMA鹿特丹分部和北京分部的负责人，他还负责OMA事务所在整个亚洲的工作。奥雷·舍人目前负责在北京的中央电视台大楼和北京电视中心项目，以及北京新华书店大楼项目的设计工作。
舍人负责的项目还包括洛杉矶国家郡立艺术博物馆（LACMA）。奥雷·舍人曾参与多项艺术展览，如伦敦和曼谷的“移动的城市”、汉城的媒体城市和鹿特丹电影节。

■摄影／方振宁

这是拼命建筑的十年。有一群人，不停地勾画、不停地建造，他们的喜怒哀乐紧紧地与房子的设计连在一起，创造是他们的生命，图纸是他们的语言，他们就是被称作“建筑师”的那群人。十年的时间，他们挥舞着画笔，让房子铺满了城市。 　　他们很沉默，但乐于和自己喜欢的圈子交流思想；偶尔发表言论，那是在别人把他们尊为专家的时候；一旦有时间，他们会抓住机会去游历和观察；为了配合工程任务，他们掩藏好恶，努力和各色人物沟通；为了让人们住上好房子，他们和时间赛跑，同时接受低廉的设计费。 　　突然有一天，“建筑师”被推到了台前，在人们开始知道房子不是开发商“吹”出来的时候，建筑师们的工作和思想开始备受关注。媒体也开始乐于从他们那里挖掘出与城市文化相关的话题。“广厦时代”也专门为这群人开辟了大众媒体中最早的建筑版。 　　五六年前，中国本土建筑师们有画不完的图、干不完的活儿，当他们还不能够抽出时间喘口气的时候，一拨又一拨洋设计来了，而且是大张旗鼓地宣扬着设计思想，虽然那时候，大都是二三流的洋设计夹杂着水准一般的“海归派”，但他们那股洋味儿让北京购房者颇为受用，这不能不归功于开发商们浓墨重彩的忽悠。 　　人们开始关心设计。从此，建筑师们似乎也比以往背负了更多压力和责任。 　　本土建筑师们在“全民皆买房”的期待中依旧任劳任怨地工作着。同时，建筑界的敏感神经也被触动了，学术界的声音终于在大剧院的争议缓和之后再次发出：不要以为洋设计就是好设计，应该给中国建筑师公平竞争的机会，洋设计不是白求恩！ 　　在世纪之交来临的时候，世界对北京的描述是“全球大工地”，迅速吸引全球建筑界的北京等来了真正一流的国际建筑师，他们逐渐拿下了几乎所有重要项目的设计 　　权，三四年时间，北京把城市舞台最显要的位置给了他们，“鸟巢”设计者雅康·赫尔佐格、央视新楼设计者雷姆·库哈斯、首都机场新航站楼设计者诺曼·福斯特、国家博物馆改造工程设计者GMP，还有扎哈·哈迪德、克里斯蒂昂·德·鲍赞巴克、亨利·考伯，这些响亮的名字一次次出现在最显要地段。相当一批本土建筑师们成为了这些大牌的御用配合者，而失去了许多发挥自己原创才能的机会。不管是公共建筑还是居住建筑，一时间，飘荡的都是外国人的名字。北京到底是不是国外建筑师的实验场？学术界也有着明显对立的看法。有人拍手称快，说北京终于可以有一些好看的房子；还有人忧心忡忡，说北京白白做了他们的实验场。 　　正在发生的事情自然有它发生的道理，正在产生的建筑也一定反映着此时城市的文化和品位。有兴奋、有期待、有抱怨、有痛心，城市因人的操纵而悄悄变化。 　　此时，中国建筑师们并没有放弃追求，毕竟，大量的城市建筑是需要实实在在的精心创作的，本土建筑师的优势就在于，他们最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最了解自己的城市和文化，出自他们之手的建筑是淳朴和实用的，他们肩负着改善人们生活环境的责任，承担着经济因素和创作思想的矛盾，在现有的建造施工和技术条件下，尽量做到精致、做到以人为本，而不是一味地去搞什么新、奇、特。他们是在飞速的建设狂潮中辛苦工作的一群。 　　终于有一天，洋土之争进入到了深层的对建筑文化的思考。幸福的物质生活让人们感到了精神空虚，那些欧式古典的、西方现代的建筑形态都无法占据中国人心中的最重要位置，中式建筑、中式院落的势头压过了纯北美、纯欧洲。 　　生活的经验告诉我们，寻找适合我们自己的城市空间和建筑形态是达到精神满足的唯一道路。无论是公共建筑还是住宅建筑，无论是哪国的建筑师，都感受到了整个社会对本土文化的逐步回归和寻觅。 　　随着市场的检验和大众的冷静，中国建筑师等来了越来越多的认可。他们在实践中历练，自信地与国际建筑师同台比武。若干年后，当建造的速度不再飞快，设计的大旗将飘得更高。那时候，人们的眼光将更加高远，大家能够心平气和地呵护我们的城市，那时候也许，在街头巷尾百姓的言谈话语中，不时会传出一些响亮的当代中国建筑师的名字，那时，城市将回归平静和安宁。 　　图片注解：关于建筑文化、关于建筑构造、关于建筑安全、甚至关于城市命运，围绕着国家大剧院的争议，在当代中国城市建筑发展的进程中，无疑最具代表性

今天，现代化路上的中国，当一排排的古楼和城墙消失于我们视野之时，一个不轻松的话题始终横在我们面前：在变革的时代，如何传承历史、传承文化。正如贝聿铭所说：对中国的许多城市来说，保护古城风貌是很重要的。
　　中国古代有燕尾楼、八角塔，有苏州园林，更有阿房宫、紫禁城。但是很遗憾，我们没有佛罗伦萨那样的城市——砖墙裸露出岁月的颜色，门廊雕刻着时光的痕迹，连招牌上的灰尘也仿佛远道而来，走在大街上，呼吸的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空气。我们只有一架桥，一栋楼，一座修缮过的佛塔，躲藏在一排排单调灰暗的水泥盒子后面……惟一保存完好的城墙，是西安的明代城墙，还只相当于唐朝时的1／10。换言之，我们所谓的“中国传统建筑”，或者说“国粹式建筑”，已经被一种叫历史的溶液腐蚀，只剩下一把依稀可见其当年芳华的头发。
　　中国城市再也回不到，也不必回到那个木石结构建筑的时代，然而，她应该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似乎从来没有人给出过答案。梁思成呼吁过拯救古代建筑，建议在北京城墙上造一座空中花园，他失败了。后来，“时代精神”成了我们最有力的道德说辞，在孤注一掷的工业化道路上，我们的城市成了一架轰隆作响的机器，人群在道路上拥挤，烟囱分割着天空，一排排为工人临时搭建的简易房屋不让人们做一个好梦。谁也不记得还有建筑美，还有建筑艺术这个词。他们发泄着工业时代的激情，忍受着城市建筑的丑陋，因为他们毫无理由地相信自己的明天会更好。
　　想改的时候，就发现错误太多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城市建筑的命运似乎迎来了新的转机。有一天，人们发现，其实建筑的品格，不是国家说了算的，更不是只有符合生产目标才算美丽。追求建筑的美、舒适和追求建筑的经济实用，成为并行不悖的原则。
　　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我们的城市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模样。有的立志要复古，比如西安，花了几年的时间，把西大街旧有建筑一概拆除，改造成一条仿明清建筑街，又连接中断的城墙；比如广州，有了名为“左岸”的楼盘，并不忘告诉大家，“左岸”就是法国文人、艺术家居住的塞纳河的左岸，一副若谈国际舍我其谁的派头；再比如福州，听说好几年前就做出“打造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规划……然而，在城市建筑领域，无论是复古式建筑，还是“欧陆风”，都不可避免地陷入整体的混乱：这边是一地的绿荫花园，那边依然是风雨飘摇的居民楼；这边竖立晶莹剔透的玻璃大墙，倒映它的是一江乌黑的废水，更不用说道路的混乱，光影的无序。人们对于这种新旧混杂的丑陋，千篇一律的城市面孔，委实有点厌烦。《打开城市的百宝盒》的作者阮如舫说，“如果我们居住的城市很美丽……我们的眼睛看到的是街道两旁建筑物整体协调，街道家具井然有序”，我们才会喜欢这个城市。
　　一个城市，要称得上美丽，她的城市建筑自然是首先需要形式上的美感。中国古代建筑提倡自然、和谐的美。《中国小品建筑十讲》里写道，建筑的群体性是中国古代建筑的鲜明特点之一，正是各种大小不一的建筑协调统一，才造就了中国古建筑的物质功能和艺术价值。以清代帝陵为例，它以横向的山脉作为天然屏障，使陵寝的背后呈现气势磅礴的背景，各条排水渠道都因其自然，在水沟边砌石、架桥，在小山包上建殿宇，独具匠心；进入陵区，先是稀散的建筑，越接近地宫，建筑越密凑，从南至北，由疏而密。整个陵区无不是和谐美的体现。
　　而建筑的最终目的，无疑是提升人们的生活。在中国，我们没有办法去回避那些进城打工者需要房子住的现象，不能为了建筑的美观把所有住不起别墅的人都赶去公园。因为这是我们的“国情”。但是，国情不是乱来的借口，我们依然可以在设计建筑的时候，考虑到城市对她的要求，人们对她的要求，人性对她的要求。要知道，一个流浪汉看到美女同样会惊叹。在《贝聿铭谈贝聿铭》一书里，贝聿铭说：建筑“不仅仅是空间中被欣赏的物体，如果将建筑简化到如此就太肤浅了。建筑必须融入人类活动，并提升这种活动的品质。”
　　过分地追慕过去、搞复古建筑，或者学习西方、搞后现代比赛，都不过是我们自身的建筑审美体系尚未成熟的表现。我们知道什么是好的，但还不知道什么是自己的。也许，在中国，最有创造力的人没有选择建筑师这个职业。这只是个猜测，却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我们多年来建筑审美价值难以成熟的现象，也解释了为什么居住着大多数人口的城市却并不适合居住。

雷姆·库哈斯：只手遮天

 

荷兰鹿特丹当代美术馆，建筑设计：Rem Koolhaas

说廿一世纪是属于 REM KOOLHAAS 的，相信没有多少人会反对。但我们这样说并不纯粹从他在建筑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出发，而是在于他从设计的层面去看整个世界的发展，这一方面的事情。

其实 REM KOOLHAAS 已不单止建筑师那般简单，虽然他在建筑方面的工作是接踵而来，例如北京CCTV 总部新址，但他在过去十年以设计的角度出发去做研究，把围绕我们身边的城市和生活的问题一一探讨，是已超出了他作为建筑师的工作范畴了，例如早在我们研究珠江三角洲的发展前，REM KOOLHAAS 已夥同他的 OMA 做了不少相关工作，更结集出版专书。

所以，REM KOOLHAAS 是一个既远实近的名字，你以为他只是一个在欧美当红的建筑师，但却总是无时无刻都见到他在涉猎和我们有关的课题，我们实在有对他认识多一点的需要。今期我们讲手，不期然便联想起 REM KOOLHAAS 这十年如何只手遮盖半个地球的事迹，说他在建构一个自己的设计王国，亦不远矣。

关于库哈斯的一切

荷兰人库哈斯
荷兰，位于欧洲西部平原的风中（境内无山，多风车）和海平面以下（24%的面积低于海平面，1/3的面积仅高出海平面1米），却具有欧洲最高的人口密度──一个在临界点上生存的“拥挤文化”：拥挤因而多样，临界因而极端。

荷兰人库哈斯，二战（人类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真正的全球化战争）结束前一年生于鹿特丹。少年在战后贫瘠的土地上和渴望重建的人类中成长（对于50年代的人类，废墟是他们的基地，国家是他们的甲方）；8岁时随左翼派父亲迁居独立后的印尼雅加达（一个在地理和心理上极度分裂的城市），12岁回到（早已整饰一新的──陌生的）荷兰；19岁起在荷兰的一家周报担任记者，同时在一个年轻的电影小组从事创作（采访过费里尼并一度有意毕生从影）；24岁经历了68风暴的洗脑（职业生涯由此转向，从记者和剧作家到建筑师）；随后赴伦敦AA学院（激进主义的温床）学习建筑；中年从旧世界出走，奔赴大洋彼岸着力研究新世界并着书《癫疯纽约》（一个最早被荷兰殖民者开发的城市，原名“新阿姆斯特丹”而非“新约克”）；中年之后回到旧世界成立事务所（从伦敦到鹿特丹），以建筑实践步证明书中提出的理论原型；知命之年，事务所规模开始急剧扩大；至世纪末年作品已遍布全球，并已将工作重点转向虚拟建筑；世纪之交，库哈斯获建筑界的最高荣誉：普利策建筑奖，其承上接下的历史影响得到公认。

普利策建筑奖由凯悦基金会于1979年设立，每年授于一位通过建筑人类作出特殊贡献的在世的建筑师。该奖项通常被称作“建筑学最具威望的奖项”或“建筑诺贝尔奖”。

大出走：或者建筑的志愿囚徒。库哈斯在AA学院的毕业作品，也是他在《癫疯纽约》之前的第一个作品（合作人是他当时的老师 Elia Zenghelis）：一座以伦敦为基地的、包罗万象的、建筑化的柏林墙。

“在我本人看来，我作为作者和作为建筑师的成份不相上下。”
──库哈斯

记者库哈斯
68 风暴之后库哈斯的职业转向是一个传奇：从记者库哈斯到建筑师库哈斯。虽然他的记者身份在 68 之后便已告终结，但其记者的血液却依然流淌。建筑成为他发掘和制造事件的方式，而他将记者对事件的本能关注带入了建筑。记者和建筑师是库哈斯硬币的两个面，或者说是他的双重生活。

记者库哈斯的形象是一系列媒体器官的戏剧性组合：鹰眼（富于洞见），勾鼻（嗅觉敏锐），刀片嘴（言词犀利），招风耳（善于收听），巨手（没有什麽可以逃过他的魔爪），长腿（可以走得更快更远），身材高耸而消瘦（建筑师中的哥特教堂和摩天楼），背微驼（长期与 “底层建筑” 对话的进化结果），以及最为显着的特徵──脑门无发（“绝顶”聪明）。一旦他感到有事发生，这些媒体器官就像摄像机、答录机、话筒和探热一般反应极快的调节起来，迅速地进行记录、提炼、加工、合成、消化、咀嚼和反击。这种敏感度进入了建筑，就会变得很危险。而库哈斯选择将之作为他一生的工作（或者也可以说这是他仍对建筑抱有的最后乐趣），他因此区别于所有其他建筑师。库哈斯是第一个有系统地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建筑融为一炉的建筑师。他使建筑不再只是个容器，而是无数事件交互碰撞的反应堆。

在库哈斯最具危险性的作品《癫疯纽约》中，库哈斯以“幽灵作家”的身份，全面回忆和梳理了纽约在二战结束前疯狂的现代化历程和理论。曼哈顿，这个新大陆东海岸拥挤而肮脏的小岛，资本主义腐朽权力的中心，变成了他手术台上的一个失忆的病人，记忆是层积堆的非连续片断，而城市则是它的梦幻般的蒙太奇。在无数流动变化的线索交织而成的事件网路中，感性只能成为虚弱的自我了解，理性则失去了五光十色欲望之都的真实品质。库哈斯选择是癫狂，在大量冲撞的不可捉摸、不可控制、不可实现和不可预期的事件涡流中，随波逐流和顽固抵抗似乎都是一种伤害，而癫狂则是唯一有效的话语，不仅是阿波罗式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也是酒神式的精神分析（库哈斯引用达利的“妄想临界法”来指代这种癫狂），在这种理性的迷醉之中，库哈斯以狂风骤雨般的事，揭示了大都会隐秘的“手征”，无序背后的秩序，混乱背后的逻辑。

《癫疯纽约》的结构是一部“回顾性宣言”，单纯的历史纪实绝非其写作初衷，库哈斯也不企图“真实再现”一个城市和它的历史，而是以“过去未来时”展现出一个理论的曼哈顿（因此尽管这个曼哈顿有着真实的背景，但被“妄想临界法”的癫狂扭曲了，如同该书的封面上同床共枕的帝国大厦和克莱斯勒大厦一般柔软），及其“虚构的结论”：五个以曼哈顿基地地方案集合（包括一个地球──拥塞文化中的城市城或“果壳中的宇宙”，位于时代广场的一个旅馆，一个基建性的小岛以及小岛上的综合旅馆，以及从莫斯科来到曼哈顿的一个漂浮游泳池），以纸上建筑的方式实践了全书提出的“拥塞文化”的方法，以“大都会建筑”回应“曼哈顿主义”的宣言。最后一个方案“游泳池的故事”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动人的建筑寓言，它定义了全书作为一部城市科幻小说的潜质：一个在莫斯科的结构主义年代设计的飘浮游泳池（形状如同一个曼哈顿板块），历经 40 年飘扬过海来到曼哈顿，由于反作用力的关系，船上的人们不得不在游泳池中游向他们的出发点以离开它，或者向他们要去往的地方的反向游动。因此宿命的是：他们发现到达的正是他们要离开的地方，他们极力避免的事件已经在此发生，并为主义已到了美国，而此时的人们早已不再热衷现代主义。

结局：在福利岛旅馆前，“漂浮的游泳池”遭遇了用塑胶制成的猎奇装置“梅杜萨之筏”──乐观主义遭遇悲观主义。游泳池“像尖刀切开牛油般”将后者劈成两半（多年之后，库哈斯在拉斯维加斯，用来自圣彼得堡的“古根海姆赫米塔兹博物馆”的钢铁盒子，同样也“像尖刀切开牛油般”，插入塑胶的“威尼斯旅馆”）。

建筑师库哈斯
《癫疯纽约》是一个里程碑：之前是充份的理论建构，之后是大量的实践论证。而且二者又如此一致。

1975 年，在《癫疯纽约》的写作基本完成之后，库哈斯同其最早的合作人成立了 OMA：大都会建筑事务所──就这个命名而言，这个事务所似乎也是《癫疯纽约》的一个结论，但它不再只是虚构。如果说《癫疯纽约》的理论仍令半信半疑的人们觉得是痴人说梦，OMA 则以物质化的建筑实践雄辩地将理论变成现实；OMA 也是一个宣言，它标志着库哈斯的着陆，正式选择了建筑作为他介入社会的入口，并决定用“大都会建筑”作为回应大都会的方式。

如同半个世纪之前由柯布西埃及其宣言《走向新建筑》发起的“新建筑运动”，在《癫疯纽约》的回溯性宣言或者 OMA 之后，则是“大都会建筑运动”。但是和“新建筑运动”不同，“新建筑”的前提是抹去一切“旧建筑”，消除一切真实痕迹，从而形成一个全新的城市，而“大都会建筑”则依赖于其所在的大都会既有的社会结构──使大都会得到它自己特有的建筑：“新建筑”消除了“拥挤文化”中的密度，使之变得平均而标准，秩序井然同时毫无生趣（如同法国导演塔蒂在《游乐时光》中所展现的现代化巴黎的城市景象），而“大都会建筑”则通过建筑链结了大都会盘根错节的复杂关系，加剧了旧有事件之间的摩擦、碰撞、融合，使建筑本身成为城市某种程度上的中心，或者一个独立的“城中城”；在“新建筑”中，建筑控制了一切：办公是办公，购物是购物，住宅是住宅，稳定、对称而平衡，而在“大都会建筑”中，物质化的建筑不能控制什麽，它只能诱导和催化，而真正的建筑则是其中自发自长（或凋谢）的内容，流变而不稳定，物质建筑最大限度地保持着这种内容的总体平衡，同时又加剧了个体之间的差异。因此又一次，库哈斯回到了他在《癫疯纽约》中描绘的癫狂场景，只不过这次是在他自己想象或构建的建筑中。尽管它们看上去如此毫无一致，但《癫疯纽约》早已预埋了它们的深层联系。

因此，OMA 的实践不再是分离的作品，而是一个“作品群”（尽管其中也十有八九未能实现，但这也许并不绝对重要）。《癫疯纽约》的二十年后，库哈斯在其百科全书或的第二部着作《S,M,L,XL》中将这个（实践和未来施约）作品群分为四类：小、中、大、超大。尽管这个分类显现出库哈斯对各种尺度的兴趣，但“超越了一定尺度之上”的“大”无疑是这本书的核心，它是为 OMA 提出的正式宣言。“大”犹如浮出海面的冰山，将《癫疯纽约》中的隐藏的规则变得明确，表明库哈斯在处理复杂问题上的策略，或者说，一种理想。在一个“大”的作品群中，我们不难从德国卡斯鲁赫的媒体博物馆和荷兰海牙的市政大厦等方案中看到《癫疯纽约》中下城俱乐部和洛克菲勒中心的幽灵再现；从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方案中看到一个“没有实体的拥塞”；而 1996 年在曼谷的“超建筑”方案，则几乎是“大”的一个粗野的完证：一个空中堡垒，巨型塔楼、水平广场、垂直街道和缆车、列车式电梯在湄南河上方冲撞在一起，如同一场车祸，在疯狂的碰撞中完成陌生的链结（将教育、居住、文化、娱乐、购物和办公等城市机能融为一体）和极大的快感（任何两点之间的距离剧烈缩短，交通极大加速）──“毁灭着”，同时又“重聚它所破坏的一切”。

曼谷的“超建筑”只是一个纸上方案，它在汉城的分身“托戈大厦”也未能实施，而最早在卡斯鲁赫的媒体博物馆本可成为 OMA 对“大”的第一个示范，最终也不幸搁浅（并几乎使 OMA 破产）。“大”因其自身的复杂性，“如恐龙般进展迟缓而频临绝境”这挫折使库哈斯意识到：尽管“大”能够在短时间有更多的出，但它本身的出却需要更多的时间（然而在世界各地，“大”的景观早已一种更为松散和妥协的方式出现，超密集建筑群已在某些进行重大现代化变革的城市中尽现优势）。

对 OMA 构成更大冲击并导致其变革的专案，是它工作了五年的环球城。环球城的媒体性质首先将 OMA 卷入到虚拟设计的风暴中，OMA 借此看到了自己的“虚像”：AMO；其次，2000 年，也就是库哈斯获得普利策建筑奖的同年，美国时代华纳和美国在线砰然合并。娱乐媒体和网路的联合意味着一个“虚拟超建筑”的生成，而它并非库哈斯如在互联网时代之前构想的那样：“一个极度的收缩”，或者“一个后建筑景观中的地标”，而是极度分散，并且不再依赖尺度。这件事件令环球影业彻底放弃了环球城总部大楼这－“实体超建筑”的计划，而是将钜额资金投向包括企业组构和网路建设的“虚拟超建筑”上。和在卡斯鲁赫的挫折不同，这一次“大”所面临的问题来自于内部，分散的微粒解构了浓缩的主体，“大”的必要性遭到了质疑，这迫使库哈斯从内部修正自己坚守了多年的“大”理论。

“超链结”取代了“超建筑”，虚拟经济取代了实体经济，有组织的耗散取代了集中的无政府，这将使 21 世纪成为 20 世纪的虚像。库哈斯将“大”所面临的这种状况视作整个建筑师行业的危机。因此，他在普利策颁奖礼上谈到建筑学的未来时警告道：

“我们在（水泥）砂浆的死海中泥足深陷。如果我们不解除自己对真实的依赖，并重新将建筑视作一种思考古老问题的方式，建筑学也许将不会持续到2050年。”
──库哈斯在普利策颁奖礼上的演说

 库哈斯军团
库哈斯的日本建筑师朋友伊东丰雄称他生产方案的速度如同投球机自动发球。这个投球机既要实现宣言，又要维持高密度的出，必须有一个自己的军团。如果说库哈斯的革命理想和颠覆性批判是一种思想暴力的话，这个军团则是他实施暴力的机器。OMA 军团最早担负起这个工作，《癫疯纽约》是悬在它碛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在这种危机感中，OMA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没有停止过运作：工作太多，时间太短，人手太少，以及压力最大的：库哈斯要求太高。库哈斯力图使 OMA 成为大都会的血和肉，藉此全力以赴地介入大都会。

OMA 位于鹿特丹的一栋毫不起眼的七层建筑的顶层，层高很高，四面玻璃窗，窗外是鹿特丹琐屑的战后景观，创作环境的现实与创作作品的超现实之间的差异令每一个初来乍到或者慕名前来的人感到震惊和不适。然而就在这个简陋而苍白的工作室中，奔腾着大部会的血液：流动性（库哈斯几乎是唯一的固定成员），剧变性（任何事情都可能在最后一秒发生突变），全球化（来自各国的建筑师和学生），疲于奔命／纵欲过度（平均每日工作时间达 16 小时）。来到 OMA 就得准备受刑，准备敬──畏这个地狱般的朝圣地；充斥在这个工作室的永远是眼花缭乱的方案和呕心沥血的人们──他们通常分作几组，就像库哈斯的若干分身，同时做着数个全然不同的方案。而习惯了这个都市节奏之后，便很快能够在这个快乐而疲惫的官僚体系下汲取能量。除了修成正果的门生，也有不堪重负的出走者和突然死亡的“鱿鱼”，他们构成了 OMA 的一道独特景观：这里是个仅供临时停留的旅馆，而不是家（库哈斯的妻子，《癫疯纽约》中诡异插画的作者，以及他最早的事务所合夥人玛德隆．弗里森多普也是 OMA 的出走者之一；他和她有一个 25 岁的女儿和 22 岁的儿子）。

但 OMA 的流动人口的确构成了自己的建筑师家族。清点OMA历代员工的名单，可以找到以下名字：Zaha Hadid, MVRDV, FOA, NOX, Gigon & Guyer......这些名字构成了国际建筑师星运图上的重要座标，他们都多少曾在OMA的受虐中受益（《纽约时报》评论封面人物库哈斯：“建筑师时代建筑师的建筑师”）。OMA 成了一个庞大建筑师家族的“祖母”（OMA 在荷兰母语中的原义）。

90 年代起，库哈斯开始借助传真机、手机和网路等虚拟通信对 OMA 进行“遥控”：概念指导，监控进度，而不直接操作设计。OMA 是他的千里眼、顺风耳和造物手，使他在办公桌后、机场候机厅、旅馆客房和任何地方依然可以盖房子。这使他有更多的时间介入到和业主、媒体、当地政府官员和学者的交流中──和业主与当事人的协调是库哈斯热衷建筑的一个原因，也是他的能量来源（他仍然像记者那般关注别人远胜于关心自己，以至于他认为自己设计一个房子“太唯我”，“不会有任何火花”）。“大”的进展滋生出大量比建造本身更有价值的资讯。此时，他需要的是一个能量库、一块中央处理器，能够在 OMA 的专案设计之外，协助他完成对庞大资讯的处理。

1995 年，库哈斯接受了一份在哈佛设计研究生院的教职，条件是他不必教授（官方定义的）设计。相反，他每年主持一支研究小组进行名为“城市考察”的系列课题，以帮助他本人了解更多他想了解的来西。哈佛军团形成了。

如果说 OMA 军团是建筑师库哈斯的分身，哈佛军团则是记者库哈斯的分身；OMA 被目标寻找，而哈佛军团则主动团找目标。从他们的考察地图上可以看到库哈斯扩散中的兴趣点：珠江三角洲，购物，罗马城，拉各斯（尼日利亚首都）和共产主义。珠江三角洲和拉各斯将他的足迹带到白人世界之外的黄黑世界，在那里，他看到一种与欧美迥然不同的、在失控的、即兴的速度中寻找平衡的现代化模式；罗马城几乎用的是电脑语言，将这个古代帝国的“普通城市”扩张方式重新编写成为简单易懂的游戏程式；购物和共产主义则是对两个极点的社会模式
的考察，二者的相遇呈现出人类的最高理想──接近上帝。

哈佛军团成了库哈斯实现超级建筑、并超越建筑的智囊团，也成了后来 AMO 的前身。

AMO 的诞生与 OMA 的隆重登场不同，它没有宣言，没有确定的生日（时间大致在环球城设计的 5 年期间，也就是 90 年代的后半段，1999 年的 PRADA 研究则是 AMO 的一个更为明确的起点），甚至没有自主的名字（来自 OMA 的镜像），就像是 OMA 逐渐找到了自己游移的潜意识；它起源于哈佛，成形于 OMA，因此同时遗传了 OMA 在建造方面的“硬性技术”和哈佛在社会政治文化方面的“软性技术”，将之糅合成为没有钢筋混凝土的、非物质的“虚拟建筑”──组织结构和社会关系的“建筑”；尽管这种建筑在计算器出现之前就已经和实体建筑一起存在了几千年，但 AMO 却第一次有意识地将之确认为建筑师行业的设计目标和“一种思考古老问题的方式”，并明确地和风靡于这个行业的空间自恋、技术崇拜和材料恋物癖决裂开来，为之创建了一种新的工作形态。

由于虚拟建筑的“不可见”和“不可建”，AMO 使用平面设计、媒体技术等一切手段（包括建造本身，如果绝对必要的话）处理来自一必渠道的资料，并使这种分析充份视觉化──图解式的建造──这和实体建筑的状况形成了差异：一方面，实体建筑往往因为“可建”而变得孤立和简化，而“虚拟建筑”却必须针对性地分析具体场所的资料。而它必须足够充份才能赢得生存；另一方面，虚拟建筑的非物质性使其“图解式建造”的过程相对实体建筑更为快捷，并且更容易被人理解，因而更能满足业主急于求成的“快感”；AMO 和 OMA 就好似白领和蓝领，OMA 操作的是模型、构造和建筑材料，而 AMO 处理的则是统计数位；这种性质使 AMO 注定能够成为一个少数人的、集合各领域精英型的独立组织；它的骨架来自 OMA，血液来自哈佛，而最后它成了一块 CPU。

AMO 的最初工作来自 OMA 的设计专案：环球城事件证明了实体建筑只是虚拟景观中的一片图元，而它未必是其中最值得的投资；PRADA 专案是《哈佛购物指南》成果的一个实证，将这一世界性品牌重塑为一种流变的文化；西雅图图书馆通过将图书置入了更广阔的媒体拯救了图书......这些专案显现出超越于实体和空间之上的清晰概念，事实上也藉此扩展了建筑的范：书、影像、媒体、电影、网路──“不以质量告终的一切”。其后（尤其在 AMO 面向的时代：21世纪），AMO以顾问、编辑和策划的角色进入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2002年，欧盟（EU）聘请 AMO 在布鲁塞尔设立总部进行了可行性研究（尽管在大量的概念和规则中最重要的结果却是 AMO为欧盟重新设计的“彩色条码”旗帜──一个符号，而不是规划本身），这标志着建筑师开始以主动的姿态介入政治，或者成为“上层建筑”的建筑师（同时，哈佛军团开始了共产主义史的研究）。从前 OMA 力图通过建造“大都会建筑”改造社会关系，如今 AMO 则直接从内部改造社会关系，即使不建造，甚至是取消建造──在一个快速建造大行其道的时代。

OMA-AMO 是库哈斯硬币的两面，它们的建筑就像被海面分隔的冰山，上下实为一体。库哈斯通过这枚硬币完成了对“大”的修正：“大”就是这座冰山本身。

“普市城市......是同一简单结构的无限重复；人们甚至有可能从它的某一个最小单元着手对整个城市进行重构，它是计算器的桌面，或者甚至是一张软碟。”
──库哈斯，《普通城市》

“我们反对那种看法，认为拉各斯代表一个正在走向现代化的非洲城市。相反，我们认为它可能代表在全球化现代性的最前沿，一种极端和典范性的城市个案。这就是说，不是拉各斯在追赶我们。相反，我们可能正在追赶拉各斯。”
──哈佛城市计划：《拉各斯》

“购物可能是最后仅存的公共活动方式。”
──《哈佛购物指南》

“在中国，一栋40层的建筑物可以用苹果机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设计出来。”
──哈佛城市计划：《大跃进》

“我的野心是通过利用我们在未建／不建方面的专门知识，改进和再造我们的行业。”
──库哈斯

库哈斯星球
我们居住在一个以跨国品牌命名的星球上：可口可乐星球、星巴克星球、IBM星球、微软星球。

库哈斯和资本主义的共通之处在于二者无孔不入的扩张性。二者都具有一套足够强大的理论，以便将任何陌生的物件纳入自己的版图，成为系统的殖民地──无论它在什麽地方。

库哈斯星球。

库哈斯的扩张史和资本主义的扩张史有某种平衡性：发源于欧洲，成长于美国，完成于亚洲；时间线上，1995 年之前、1995 到 2003 之间、以及 2003 之后的 OMA 的工作重心，分别对应着 19 世纪的欧洲、20 世纪的美国和 21 世纪的亚洲，那里是当时全球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心。

这幅版图同时象徵性地对应着库哈斯军团在三处的驻军：欧洲是 OMA，美国是 AMO（无论是其成员来源哈佛，还是最初的主要工作：环球城、西雅图公共图书馆和纽约普拉达总店都位于美国），而在亚洲，库哈斯打算把它叫做 MAO──一个以神话和灾难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今日中国的名字。

在三个地点之间，是一张庞大的国际私人关系网。他们像机场航班图一般相互链结，而一旦库哈斯瞄准了一个新的地点，那个地方很快就会像建设起一个机场一般建立起一个网路，在各个节点上是不同肤色、年龄、性别、信仰的学生、教授、艺术家、策展人、设计师、记者、官员、政客、哲学家......他们源源不断地为厌不知足的库哈斯提供资讯，并迎接他的资讯轰炸和播种传教。

机场可能是他体验最多的建筑类型，这是他心目中当代的普通城市的化身；其次是旅馆，它为四海为家的无家可归者提供了家。机场令他生活在空中，旅馆则令他生活在别处（在代表性的一年中，他有305个晚上住在旅馆）。数十年来，机场和旅馆将他从鹿特丹带往伦敦，带往纽约，带往柏林、巴黎、新加坡、东京、莫斯科、拉斯维加斯、曼谷、珠江三角洲、西雅图、洛杉矶......和北京。他行踪不定（大都由他的项目决定），当你以为可以在目的地找到他时，他已去往下一个地方。

“在21世纪初，1亿3千万人口居住在他们的出生国之外。”
──库哈斯，哈佛城市计划：《突变》

“2015年，在预测的33个大城市中，将有27个位于最不发达国家，其中19个在亚洲。”
──哈佛城市考察：《突变》

“机场正在取代城市......它有着与世隔绝的附加魅力，在这套系统中你无处可逃──除了另一个机场。”
──库哈斯：《普通城市》

库哈斯在中国
下一站：中国。

尽管早在 1995 年，库哈斯和他的哈佛军团就已秘密地活动在中国南方。但这一次，整个库哈斯军团将空降在中国，并在北京着陆。

在参与 CCTV 总部新址的竞标之前，OMA-AMO 曾经面临着另外一个选择：纽约 WTC 重建工程。

WTC 位于纽约，CCTV 位于北京──一个星球的两个端点，也是人类文明的两个端点，两个“平衡的世界”（2003 年 AMO 以北京为素材为纽约的 PRADA 总店所作的策划案名）。

WTC 的意义是历史性的，9．11 将使之成功纪念碑；CCTV 的意义是未来性的，2008 年奥运会将使北京成为这个星球上崛起最快的城市。

在纽约，库哈斯早就在那里留下了《癫疯纽约》，其后在纽约介入了包括 MOMA 扩建和 PRADA 总店等在内的着名项目。WTC 也许能够给OMA-AMO 一次重新修正“大”的机会：9．11 以微型暴力的方式解构了“大”，摩天楼的存在遭到空前的质疑（然而在之后的入围和中标方案中，仍然以更高的尺度强调了摩天楼神话的不可战胜性），库哈斯可以为之写一部《癫疯纽约》的续集。在北京，库哈斯的作品为零。

库哈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因为他更愿意写一部《癫疯北京》，这才是《癫疯纽约》的真正续集。

库哈斯关于中国的第一部着作，是他和他的哈佛军团于5年前在珠江三角洲的调查成果报告，书名借用了毛时代的着名运动词汇：

《大跃进》──毛时代的经济腾飞理想在 40 年后的邓时代得到了实现。
库哈斯和中国的相遇，是“大”和“大跃进”的相遇（或者说是癫狂和亢奋的相遇）。在西方成熟的现代化社会被虚拟经济解构的“大”，在东方的发展中国家却仍属于“现代进行时”和“未来时”；不仅迅速积累的原始资本趋向于形成密集的体量，颠扑不破的国家政府也需要集中和震慑性的形象──东方已成为全球摩天楼密度最高的地方，上海浦东和北京 CBD 正成为这样的高密度摩天楼群，世博会和奥运会则极大地加速了它们的形成──“大”可以在这里找到实验的温床，形成更加密集而高效的临界体量。建造 CCTV 新总部变成为这一系列变化中的标志性事件。

在中国， CCTV 事实上是一种通过电波传播的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国家媒体，它的虚拟辐射范围远比其实际尺度要大得多：从地面上各城市纪念碑式的电视塔，到太空中密布而无形的卫星，最后是接连到千家万户的电视画面，从而形成一个无微不至的权力体系。 CCTV 总部大楼是国家的喉舌，而中央政府则是它的大脑。
CCTV 被迁移到 CBD 的心脏地带，就这个姿态而言，它意欲成为这个外资云集的商圈中心，对内能够疏导和控制开放的市场经济，对外则能够宣传和展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因此，无论在国家形象，还是在内部运作上，新总部大楼必须是一个表率。

在曼谷和汉城，“大”所展现出的是一系列建筑单位硬性搭接的“超建筑”形象，一种以摩天楼本身为元件的“超级结构主义”，粗野而令人敬畏；而在北京，“大”却出人意料地变得简洁：一个立体L形的巨环（库哈斯早先在美国的老师之一埃森曼曾在住宅尺度上实验过这种中心对称的形态：它在任何一面都是一个L型；另外，1992 年埃森曼在柏林的方案中也给出了一个在空中扭曲并在地下融合的巨环摩天楼）；杂乱无序的空中超级链接为统一而有组织的连续性所取代：一系列庞大的机构被纳入这个的立体环形结构中，它呈现出电视节目生产的流水线性质，并形成一条由上万人组成的高效的程式链。从巨环的两个垂直塔楼向内倾斜的姿态上，而是变得更加流畅和符号化。早在 OMA-AMO 首次来北京作基地考察时他们就发现：符号化是中国当代建筑的“中国特色”之一。立体L形既具有极多的可能，同时又具有极强而不平庸的视觉识别性（这个符号在 CCTV 的方案书中被形容成是“中国了解世界的窗口”），可谓是一个皆大欢喜的折衷策略。
库哈斯借这个方案向北京的业主们展现了他的摩天楼理论：一组“单性”的垂直摩天楼和“雌雄同体”的环形 CCTV 的对峙。“单性”摩天楼对高度的膜拜使之成为与地面脱离的空中孤岛，而在这个高度之中却容纳着重复而平庸的活动，成为了无生气的“国际或风格”；而 CCTV 回避了高度上的竞争，而在类型和生存方式上脱离而出。库哈斯并不反对人类脱离地面，但他要做的是使空中的生活更加生生不息，或者说更加接近天堂。

这个方案最终在十家竞标单位中胜出。被挫败的对手中包括 SOM，KPF 和西萨．佩里，他们分别是 420 米的上海金茂大厦、492米的上海环球金融中心和 452 米的吉隆坡双子大厦的作者。“大”挫败了“高”。

这成为 OMA-AMO 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工程（CCTV 新台址占地面积总计 187,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 55 万平方米，最高高度约 230 米，总投资约 50 亿元人民币），它的实施也会成为 OMA-AMO 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建筑：2008年，CCTV 将通过人口覆盖率高达 90％ 的新闻联播和春节联欢晚会使它为上十亿人民家喻户晓。
在钓鱼台的合同签署仪式上，库哈斯在致辞结束时用蹩脚的中文再度引用大跃进：“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和“大跃进”的完美联姻。

同时，面对着无数黑压压炮筒式的镜头，库哈斯也举起了自己的小相机。他被中国注视，同时他也注视着中国。CCTV 的意义已不再是一个建筑工程，而是他展开这种注视的开始。

库哈斯的一切（一个游戏程式攻略）
“库哈斯的一切”是一个游戏。

这个游戏并非一个完全“虚构的结论”：既然它包括一切，它也包括真实本身。
这个游戏与舒适性无关，它将成为你自愿放逐的囚笼。

好，让我们进入游戏。输入密码：自我。

但你只有完全抛弃自我才能得到自我。

游戏开始：一切就出现在你面前。

更确切地说，一切与其相反的一切全部向你开放了：好和坏、美与丑、丰富和匮乏、狂热和冷漠、幽闭恐怖症、自大暴露狂、乌托邦、反乌托邦；一切矛盾的修辞、一切相互抵消的思想、一切被分解和更加细份的碎片──一幅垃圾的全景图。

一切都不属于你，但一切都和你息息相关。

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你就被千丝万缕地关联了，它们既是你的阻碍也是你的动力；既然你抛弃了自我，你看到了这一切。

你曾经将自我抛弃到你之外的一切，现在你用这一切重组你的自我。

这是你的游戏任务，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

因此你爱这陌生的一切，爱你厌恶的一切，爱你恐惧的一切，爱你不能控制的一切；你必须反击你的呕吐物直到消化它。

暂停──退出还是继续？退出：你将会回到你小小的自我世界自娱自乐；继续：你选择了在广袤的不可知性中自虐，你的愉悦只会来自受虐中的受益。

继续，继续，再继续。

游戏工具？抱歉，你一无所有，除了你的思想。你的思想是你唯一的武器。
你在一切中开辟强域，建构关联。

一切都和你有关：你用你的思想将一切变成你的身体，你变得和一切一样紧张。
你紧张得从不设想最好的情形，却时常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这不意味着你会悲观，最坏的情形只会带给你反弹的力量；你用高潮替代了痛苦，用快感覆盖了伤感。

你把自我抛弃到一切可能的战斗，在狂风暴雨中猎取战果；风暴是你唯一的营养。

但你榨乾了战果中最后一滴水份──乾燥，粗糙，只剩下果核，不带一丝感情色彩。

你用一切加热你的脑子，同时用冰来冷却你的心，你把这颗自我残余的器官变成了化石。

你用你的妄想将这爱恨交织的一切投射成五光十色的臆测，然后用你的理性，在它模化之前澄清它，在它虚弱之前支撑它，在它蒸发之前凝固它，让它着陆，让它变成坚硬的岩石。

游戏秘诀：妄想＋理性＝癫狂。

一切将会变得黑暗，这成为你的幽默；一切喧嚣的闹剧，也是你狂欢的喜剧；一切追棒和攻击，是游戏给你的奖励；一切浮华的肮脏，你为之高唱赞歌。

一切外力，无论顺逆着你的方向，都被你转化为自我的能量：你借力打力。开始你只是台吸尘器，但你最终会成为龙卷风。

游戏时间：它和你的生命线捆绑在一起并终将归零，这是程式的一部份。

因此你得足够快：快速思考、快速言谈、快速行走、快速处理资讯、快速使你的计划赶上变化，快速去往下一个陌生的地方。

你疲于奔命，但你乐此不疲。

你四海为家，但你无家可归。

你是龙卷风：用你所有的一切攻克下一个地点，又将下一个地点的一切纳入自己的漩涡。你用风暴和灾变重组了一切。

你是更大的龙卷风。你是无一遗漏的黑洞。

你是圣人，同时又是魔鬼；你是杀手，同时又是救星；你粉碎了一切虚幻的泡沫，却是为了找寻希望；你用末日的启示录启蒙人类，藉此来避免灭亡。

同时，你知道这也是避免让你的自我灭亡──你用自杀的方式令自己永生。

违反以上任何一条规则，游戏将立即结束，一切突然死亡──Game Over。

“概念上，每一个监视器、每一个电视屏幕都是一扇窗户的替代品；真实生活就在其中，虚拟空间已变成了广大的户外。”
──库哈斯：《垃圾空间》

“如果说空间垃圾是弃散在宇宙中的人类残骸，垃圾空间则是人类在这个行星上遗留下来的渣滓。”
──库哈斯：《垃圾空间》

“如果让我对自己的一样事情感到骄傲，那就是合作的天才。”
──库哈斯

“他有能力挑战一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
──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评库哈斯

“他有一颗心，但他决定把它放在冰上。”
──英国建筑师、评论家查尔斯．詹克斯评库哈斯

“但他不会让自己保持沮丧。他立即把他自己扔到下一件事中。”
──玛德隆．弗里森多普评库哈斯

“他有一套理论，并将一切材料都纳入这套理论。”
──玛德隆．弗里森多普评库哈斯

“雷姆像个圣坛上的圣人，高大而憔悴。”
──盖里．高尔夫，《连线》杂志

冉·库哈斯(Rem Koolhass)，1944年出生于荷兰鹿特丹，早年曾从事剧本创作并当过记者。1968-1972年转行学建筑，就读于伦敦一所颇具前卫意识的建筑学院Architecture Association。从那时起，他对当代文化环境下的建筑现象就开始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兴趣。1972年，Harkness研究奖学金使他得以在美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1972至1979年间，他曾在当时建筑界很知名的Ungers事务所以及Peter Eiserman的纽约城市规划/建筑研究室工作过，同时也在耶鲁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执教。1975年，库哈斯与其合作者共同创建了OMA事务所，试图通过理论及实践，探讨当今文化环境下现代建筑发展的新思路。

　　早在1978年，库哈斯就将关于纽约这个城市的研究，纳入《癫疯的纽约--曼哈斯的宣言》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他设计了一系列虚构的故事，如：囚禁中的城市（The City Of the Captive globe）、斯芬克斯旅店（Hotel Sphinx）、福利宫殿大厦（Welfare Palace Hotel）、游泳池的故事（The Story Of the Pool）。

　　他想证明，即使是建筑上最不重要的细节，它所展现的永久性和大都会不断变更的不稳定性也是互不相容的。在这场冲突中，大都会无疑是胜利者。在这个事实不断渗透的现实中，建筑被降格至一件玩物的位置上，它不过是历史和记忆幻影的装饰载体。在曼哈顿，这个冲突用一种聪明的方法解决了：一座变化发展的建筑都应具备纪念性的氛围和内在（表现）操作的不稳定性这样的双重关系。它的室内是不同计划和活动的动态组合，不断改变，但又独立于建筑外表。曼哈顿的天才之处在于建筑外表和其内部表现之间的简单分裂，它保留了建筑外部形象的完整性，这才是曼哈顿真正的迷人之处。这个观点所展现的大都会拥挤文化（Culture of Congeston）不再是令人遗憾和不可原谅的，而是充满机会和所有潜在可能性的令人兴奋的文化现象。

　　这本书透视出冉·库哈斯乐观的现代主义精神，以及对当今一切文化现象宽容的接受。它奠定了冉·库哈斯作业名尚未有一件建筑作品的梦想建筑师地位，也改变了我们这一代青年建筑师对城市、对建筑的传统理念，如果说二十年代的前辈建筑大师勒·柯布西埃（Le Corbusier）所写的《走向新建筑》是本世纪初工业社会的建筑宣言，那么《癫疯的纽约》则是本世纪末消费社会的建筑与都市宣言，带来的是与前者同样的社会震撼力。

　　《癫疯的纽约》之后，库哈斯几乎花了二十年不停地建筑，努力实现或证实他早年在书中所提出的建筑理想和宣言，特别是外表与内在行为简单分裂论。

　　在外表上，库哈斯试图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轻松的感觉，并没有对内部发生的一切有任何的暗示；而实际上，他却对其内部展示的空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建筑与都市内的空并非真空，他要给你一切的可能性，调动你的激情，幻想虚无。他要创造一种让你有无限欲望，要进去窥视的空，在建筑和大都会的空间里去创造一种拥挤的文化。正如勒·柯布西埃、马塞尔·杜尚曾经给后人设下的无数令人迷幻的陷井一样，库哈斯这位天才建筑师也给我们这代人设下了迷人的圈套：

　　1． Villa DallAva住宅（巴黎，1991完成）
毫无疑问，冉·库哈斯对希望生活在这座玻璃盒子里面的主人们产生了好奇心。而所有的以上片段只是这种好奇心贯穿于整个漫长的建筑构造过程中的一种故事性的积累。

　　2． Grand Palais, Lille（法国，1996年第一阶段完成）
无修饰的木夹板、镀锌铁皮、未作表面处理的混凝土、裸露的荧光管，这一切均无娇造作之感。库哈斯在自己的建筑作品里对于细节大样或多或少显得轻松自如，并愿意去使用这些很便宜的材料，只是淡淡地流露出对建筑的关注，库哈斯自认是一个没有风格的建筑师，不像当今红透半天Richard Meier或Frank Gehry。他认为没有风格并不是件坏事。他对形体视而不见，只对形体内的拥挤现象有兴趣。

　　3． Parcde Lillette (巴黎，1982竞赛方案)
这是冉·库哈斯没有物质的拥挤论点的代表作。在这里他只是简单地复制一个自然，用最少的，没有特色的建筑语言（或设备、或具体形式）加上不确定的计划去创造一片布满社会工具的密集森林去横跨这块地形。 1996年，冉·库哈斯更把这种低调处理建筑都市的风格与个性的观点，推向一个登峰造极的层次，这一年他提出了普通城市的观点。他认为个性的坚持给当代的城市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的束缚，与当今消费社会所制造的东西毫无关联。这也是大量普通城市存在的思想根基。只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将来。存在便是合理。

　　这种近似颓废荒诞的观点，却掩饰不住他性格中严肃的一面。从1996年1月至1997年1月，他在哈佛的研究课题转向全球经济发展最迅速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把深圳、东莞、广州、珠海、澳门和香港等地作为他的研究场所，采访了当地的规划师、建筑师、官员、教授、学者和学生，并重新把新的都市条件整理编成《珠江三角洲》的小册子展示于当年德国卡塞尔艺术文献展。

　　正如他的前辈建筑大师，多才多艺的勒·柯布西埃，所有影响当今建筑/都市发展的主题--社会、经济、文化、地理变迁等--以及由此带来的全球化的动态影响，才是真正令他感到兴奋的事情。

　　与前半个世纪提倡国际风格、方盒子，把自己的一套主观臆想无情的渗透到全世界的勒·柯布西埃不同，库哈斯认为虽然每一个建筑师都有机会在世界各地建立自己的作品，但更应把自己的兴趣与每个国家的文化相互渗透，这样他的作品才可能有持续的生命力。库哈斯自己便是这样的建筑师，人住在伦敦，事务所在鹿特丹，教书哈佛，而作品则散落在世界各地。

　　虽然全球化的趋势已成为当今建筑最重要的特色，毕竟像勒·柯布西埃大师们的英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提倡没有主流，没有个性的时代，冉·库哈斯清醒地意识到只有多元、矛盾和冲突的不确定性才是建筑在每一个时代的永恒主题，也是建筑得以不被历史淘汰的根本所在。他本人一开始便是这种浪漫的实有主义者，更是具有实验精神的艺术家和时代观念的创造者。



[“建筑是需要争议的”———库哈斯访谈]

雷姆·库哈斯是一个将作为社会现象的建筑转变成令人反感的事件的记者，是世界上惟一的这种类型的建筑师。———伊东丰雄

　　“荷兰没有山，只有风。”———雷姆·库哈斯，《小，中，大，特大》

　　
　　库哈斯太忙了，采访只能在他进早餐的时候进行。

　　库哈斯的早餐十分简单，黑咖啡加面包，与别人不同的是，他手中面包片上的黄油堆得像小山一样。

　　这是库哈斯在中标以后回到北京和业主进行的第一次会议。因为连续工作的缘故，与助手热烈地谈论着工作的库哈斯双眼布满了血丝。

　　库哈斯不可能不知道，早在CCTV新大楼开始竞标之初，关于这个项目的争论就在网上开始了。争论的范围已经超出了建筑学的范畴，扩展到文化、社会、经济各个领域。

　　在西方建筑界，库哈斯是公认的有思想、有批判性的大师，同时也是争议的代名词。库哈斯来到中国，再一次把争议带到中国。

　　12月20日中标之后，踌躇满志的库哈斯和他的同事们一起开了香槟庆祝。在痛饮的同时，也对公司未来几年的业务进行了调整。

　　初春的东三环中路32号还是一片寂静，已经动迁一空的厂房即将被拆除。备受关注和争议的CCTV新总部大楼在今年10月动工之后，将逐渐化为现实。

　　CCTV需要在2008年有一个具有足够吸引力的形象。强调密度、着眼于对城市密度关注的库哈斯需要一个具有真正挑战意义的项目。

　　库哈斯将如何通过CCTV新大楼向中国人诠释和解答他的建筑理念？

　　年轻时当过5年记者，曾经采访过费里尼的库哈斯，对付记者显然很有心得。他的回答十分简短，很多时候采用迂回的方式，回避正面作答。

　　南方周末：你怎么会想到参加CCTV的竞标？

　　库哈斯：我在哈佛教了五年书，我的学生做了一个课题：中国城市的进化。在我的那本《大跃进》里，我们提到了广州、珠海、深圳、香港和澳门，提到了城市的发展，又看到了它们的发展是多么迅速。我们对中国已经研究、关注了很久。当时我们的时机没有成熟，现在中国有这么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需要什么样的建筑，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参加竞标的原因。

　　CCTV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有着与众不同的活力，具有比较独特的地理条件和环境。大建筑和摩天高楼现在被定义得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在解读摩天高楼的时候，并不是追求有多高，而是看它有多少内涵和活力。我们做设计并不是说每一样都要不同，我对形式不感兴趣。

　　我们做这个方案，并不是占用了空间，而是创造了空间。我们给这个城市创造了这个空间环境，我们定义了这个地区，这是我想要的。我们关心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建筑的周边。

　　南方周末：你知道对你的设计有不少反对的声音吗？

　　库哈斯：当然知道。这很好，知道不同的意见，对方案会有补充和完善。只有令人厌烦的建筑，才只有一种声音。建筑是需要争议的。

　　南方周末：对CCTV方案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对城市环境的破坏、不够美观，以及造价过高。

　　库哈斯：对环境的破坏，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的工程师会尽最大的努力让这幢建筑表现出正常的工作状态，另外，我们在大楼内部研究设计了许多感应设备，能够最大程度地节约能源。谈论美与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关键就看你是从什么观点来看了。造价太高我无法反驳，因为它的造价确实是高昂的。

　　南方周末：你把演播室全部放在地下，是出于什么考虑？

　　库哈斯：演播室不需要采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和地面交通隔离，在室外腾出更多的步行空间。甲方对这个方案感兴趣，觉得很合理，认为是放在了合适的地方。

　　南方周末：CCTV是你最重要的项目吗？

　　库哈斯：是的，绝对是这样的。这个项目甚至改变了我们的一些工作方式，我们在中国花了很多时间，把它当成一个课题，而不仅仅是一个工程项目来研究。

　　南方周末：你中标以后，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欧美的建筑师会更看重中国市场吗？

　　库哈斯：美国建筑师在中国已经做了很多建筑，摩天大楼起源于美国，所以很多项目都给了美国人。欧洲的建筑师在中国做这么大的项目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让中国的年轻一代对欧洲的文化和思考方式产生兴趣，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南方周末：这样大的项目在西方多不多？

　　库哈斯：不多。不过，我的事务所也做住宅设计，做各种尺度的建筑，你知道我写过一本书《小，中，大，特大》，对各种尺度我都有兴趣。

　　南方周末：你在当建筑师之前，当过记者和剧作家，这对你做建筑有什么影响？

　　库哈斯：我还拍过电影。这些经历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对于很多建筑师来说，他们的职责就是创造美丽的形式，而在我看来，是将建筑与文化以一种有活力的方式融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和其他建筑师的差别。我乐意用记者的眼光来观察世界，观察我们的周边环境，然后选择一个更好的时机参与其中，这就是我要做的。

　　南方周末：CCTV新大楼建成之后，你或许会成为在中国最知名的荷兰人，这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

　　库哈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我是欧洲人，而且CCTV的方案是群体工作的结果。你看到坐在那里的那些人，比如那个日本人，他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南方周末：你怎么评价自己？

　　库哈斯：你知道我当过记者，作为一个记者，我并不关注自己，关注更多的是别人。我并不在乎我自己是什么，我在乎的是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份，我能够在这一年做什么？创造些什么？

　　南方周末：你对中国出现如此之多的丑陋建筑怎么看？

　　库哈斯：我不关注美与丑，我感兴趣的是它们是如何建起来的。它们有这么多类型，它们记载了历史，这就足够了。历史性是最重要的，我不在乎它们好或坏。

　　南方周末：世界正在变得越来越相似，你的建筑将起到什么作用？

　　库哈斯：这是个好问题。建筑在外立面上看起来越来越相似，但我想并不是所有的方面都是这样，比如说建筑的尺度、内涵、塑造空间的方式都是不一样的。如果把纽约世贸中心搬到中国，找一个特殊的地段建起来，在不同的文化、政治背景下，它们还是会很不相同。

　　南方周末：在你眼中，21世纪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纪？

　　库哈斯：我不太展望未来，有些人假装对未来的50年有一个期待和认识，我对此并不感兴趣，现实已经充满幻想，没有必要去展望未来。当然也可以这样认为，在19世纪的欧洲和20世纪的美国，经济和政治取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个世纪也许是在这里。(本次采访得到马清运先生的协助)

主要著作

　　《癫狂的纽约——一部曼哈顿的回溯性的宣言》(1978年)，此书为库哈斯运用社会学研究建筑问题的开端；

　　《小、中、大、超大(S，M，L，XL)》(1995年)，此书为库哈斯及同事运用现象学的种种知识思考建筑概念的纪录；

　　《大跃进(Great　Leap　Forward)》(2002年)，此书为库哈斯在成为哈佛建筑和都市研究院的教授后研究建筑和都市状况的研究成果，他以“城市项目”为单位，包括对中国珠江三角洲五座城市的研究；

　　《哈佛购物指南(The　Harvard　Design　School　Guide　to　Shopping)》(2002年)，此书研究了购物和零售消费在城市中所起的作用。

建筑作品包括：

法国图书馆(1981年)、拉维莱特公园(1982年)、波尔多住宅(1994年)、荷兰驻德国大使馆(1997年)、纽约现代美术馆加建(1997年)、西雅图图书馆(1999年)、中央电视台新楼(2002年)、广州歌剧院(2002年)等。

设计是什么？

我很想对诸位设计师提出这样一个原本很基本的问题。放眼论坛各角落，关于设计理念、理论的交流少而又少，对于方案的评价也只剩下好看与不好看，对于自己设计的介绍也单纯到了材质和光线。

无可置疑设计的表现是设计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绝对不是设计的最终目的。设计也绝对不是简单地拼凑、堆砌。我也相信每一位设计师在对自己的成果形成之前也都是有自己独到的构思和设计的理论支持，但是为什么就不能说出来让大家理论理论呢？我觉得这才是设计本身的意义所在。没有强大的设计理论所支持，所成就的设计我个人认为那也只是一种简单流于表面的“操作”，简单的电脑效果图操作。并不能代表设计本身的能力和设计的乐趣。

我也看到有的文章对于设计行业灰色的认识，但是我觉得假如设计师都沦落到了“操作”，那恐怕这样的“灰色”或许也就注定了设计师的宿命。我们不要过多地埋怨知识的贬值、社会的不公。但是我们是否意识到设计行业里的设计师们也正一步一步地走入“设计的误区”？一步一步地陷入恶性循环的茫然，一步一步地失去了设计的根本，一步一步地迷失的“设计”。。。

我们也不能责怪什么，但是社会毕竟也在进步，客户对于设计的要求、认知也在不断地提升，借用一篇帖子的名字“提高设计的含金量”，我个人认为这就是设计的内涵，没有内涵的设计终究被社会所淘汰，没有内涵的设计终究只能得到客户的唾弃。

对牛弹琴的时日终究远去，愚弄客户、敷衍客户的人们终究将失去其生存的空间。。。

面对竞争日趋白热化的设计市场，我只想问一句：“您准备好了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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